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财产刑罚使用问题的指示        
                                                        
1950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
 

上海市人民法院：
    本院从受理原由你院作一审审判的刑事上诉案件，以及依照监督司法程序办理的刑事案件中了解，你院最近期间对财产刑罚的使用，是存有偏差的。具体情况是：专科罚金的有何智仁业务过失致人于死一案，陆伯诚等贩卖毒品一案，彭三保吸食毒品一案，朱阿龙吸食鸦片一案，崔赵氏等遗弃婴儿致死一案，郑志清、张元晋伤害二案。科处徒刑宣告缓刑并科罚金的，有许志才诱奸遗弃一案，徐懋芬、顾宝山有配偶与人通奸一案，刘守瑜奸淫受其监督的女学生一案，何绍爱等伤害学徒一案。准以徒刑易科罚金的，有黄芝宇等侵占人民财物一案。而所以要如此判决之理由，在何智仁案是“被告在解放后，尚无严重劣迹（？）酌从轻处”。徐懋芬案是：“追求其犯罪物质基础，全由丰衣足食，个人经济情况过分优裕有以促成，所以并科罚金”。顾宝山案是：“顾宝山系一工人，没有阶级觉悟，不思致力生产，而甘于腐化堕落”。许志才案是：“为了确保女性的平等权利，以及下一代儿童的保护”。其余专科并科罚金各案的理由何在？判决书中都无交代。至于黄芝宇为什么要准以徒刑易科罚金，据说是：“被告于解放以后，已经觉悟，深知过去的错误，并已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改造自己，故予从轻处罚，所判徒刑，并准易科罚金”。据此诸种情况，本院认为你院对财产刑罚的认识，与其掌握运用上，还都是有偏差的，除已就各该案件分别改判或发回重审外，特再提出以下各项原则意见，籍资研究改进。
    一、共同纲领第十七条规定：“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政务院11月3日“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指示我们：“正确的从事人民司法工作的建设，首先必须划清新旧法律的原则界限”。“一切政府工作人员在新旧法律界限上保存着任何模糊的观点，都是不应该的”。二、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法律，虽然也有财产刑罚的规定，但它与反动派的罚金办法，本质上并无丝毫相同之处，两者之间是有原则区别的。我们依据“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的原则，对反革命的犯罪分子除严刑镇压外并得处以没收全部或一部财产的惩罚，将其掠自中国人民的财富，还给中国人民。但对犯罪的人民，则除应本诸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按其情节轻重，危害大小，依照人民法律处以应得之罪外，对财产刑，就必须是依据犯罪性质，实事求是，严肃而审慎的使用，而决不允许我们以感想代替政策法令，无根据地滥行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指示我们：“对烟毒犯应依其具体情况，及历史性的根源，分别轻重，处以徒刑或强制劳动，不得适用专科罚金之刑；而于必要时，为了铲除其据以犯罪的资本，得并科罚金。又对于任何犯罪，也应禁止援引伪六法许以罚金易科赎罪。”本院认为这不仅是对于处罚烟毒犯罪的正确指示，我们必须坚决遵守，同时它也给一般刑事案件的科处罚金问题，树立了明确标准。
     因为对待一般因袭着旧社会坏思想而发生犯罪行为的刑事罪犯，主要是要在“判明犯罪性质和事实，给以法律上应得的惩罚”之后，通过监狱给以矫正改造。其情节轻微者，不妨施以批评教育，苟非属于财产上的犯罪，或虽系此种犯罪，但仅处自由刑，已可达到惩罚教育的目的者，即无再行使用财产刑之必要。而业务过失致人于死、通奸、伤害、遗弃婴儿致死等犯罪，依照上述政策法令精神根本不能使用罚金处罚。尤其通奸处罚金更是奇怪现象，这样滥用财产刑，则不仅不能达到惩罚改造警戒的刑事政策目的，且最易发生富有资财的坏分子逍遥法外，甚至敢于做出无顾忌地胡作非为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所不容许发生的。本院处理高小文伤害上诉一案，何元馨鸦片上诉一案，都是错误地同意了原审不适当的科处的罚金判决，已按上级指示分别作了检讨。三、在中央对财产刑的使用无新指示前，本院对罚金的科处，提出以下意见：
    （一）烟毒案件遵照最高人民法院11月10日指示办理。
    （二）业务过失致人于死、伤害、奸淫等犯罪均不得科处罚金。
    （三）属于贪图财产上不法利益的犯罪，可酌科罚金。但应依案犯的具体情况及历史性的根源，分别轻重判处徒刑，只有在仅处自由刑尚不足达到惩罚改造目的，而必须针对其贪图财产上不法利益的犯罪动机目的再附加财产刑处罚的情况下，才可并科罚金。
    （四）科处罚金时，须足够地注意被告的经济负担能力，与其家庭生活生产情况。
    （五）停止使用以罚金抵充徒刑的办法。